总导演吴琦：《天时·戊戌志》 浮华世界外的“边城”

　　北青报：你的机会好像都跟“命题作文”有关。当年《柳如是》如此，这次《天时》听说最早也是。

　　所以我就跟团队说：“我们拍纪录片的人，工作方式跟农民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靠天吃饭。下雨就拍雨天，不能让雨停下来。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，农民能够让他的庄稼收成好，他一定要有大量田间地头的工作，这个庄稼才能种好。我们拍片子其实一模一样的。”而且那个过程感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享受拍每一个镜头，并不是为了只有收获的那一个瞬间。就像农人，他在捉虫子、除草、耕地、插秧，各个环节里都是有感受的。

　　北青报：这一听上去调研功夫就不小。具体是怎么找的？

　　费孝通

　　北青报：而且那种冬天围着一个火塘，以前都以为是川西或者藏区的生活方式，在他们那儿也看到了。

　　北青报：“不多的经费”最后从哪儿来的？

　　我特别考虑观众，我觉得作者和观众是互动出来的。我跟你大家一起往前走，或者说做更有意思、更好的东西。人生就那么短，你看多少片子都是有限的。我现在天天觉得看的片子、看的书都是有限的，是有一个限度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，我们是把这套片子美颜滤镜都摘掉，就像我们海报上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们的片子没有故事，只是生活本身”。我们只是从每个人生命那条河里头，在2018年这个水文点上，舀了一瓢水献给大家。希望大家从这瓢水，从这个普通人看到所有人，看到自己。

　　“以中国不同地理坐标的六个生活现场作为观察切入口，在‘二十四节气’的时间轴上，以近距离全记录拍摄手法，立体纪录最普通的中国人在此前所未有的大转折时代，面对传统家庭、亲情、情感与自我梦想、外部环境彼此冲突之下，奋力向前的人生一年。  

　　朋友圈里，他是个练咏春、弹古琴、写书法、养猫，活得很有能量的人。曾经我跟他说看焦波的纪录片《乡村里的中国》看得大哭。后来他告诉我他要拍二十四节气，“等于是把《乡村里的中国》乘以6”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《天时》的消息。

　　费孝通先生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就是说我们拍纪录片的人，实际上在做一个社会人类学的工作。从某种意义上，我们《天时》今天这套工作方法，从那时候其实已经在萌芽了。所以又过了20年，我们终于捞到一点机会，捞到一点不多的经费，望其项背但尽量也用一个纪录片的方法去做了。

　　北青报：那天看片会，你的PPT里选了一段沈从文的话：“我得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，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，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‘活下去’以及‘怎么样活下去’的观念和欲望，来作朴素的叙述。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，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，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，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。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，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，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，但同时说不定，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！”

　　我们在社交媒体经常看到名人，或者长得特好看的人，实际上他本质不是那样的。我个人认为，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活在一个信息的茧房里，这个信息的茧房是我们每天刷抖音、刷朋友圈、刷各种自媒体得出来的一个虚幻的印象。

　　“2018戊戌之年，他们面临狂风暴雨、面临天灾人祸、面临经济困顿、面临父辈失望、面临现实压力，以一己之力，努力向前。他们平凡的生活里，没有惊人的戏剧转折，没有英雄般的嘶吼呐喊，他们只是在真实的世界里真实地活着，为自己，为家人。”

　　吴琦：我们就想，既然我们在讲人顺应天时这件事，一定要找一个真的特别自然的区域。它又在，又能亲自去拍，我们就选择了浙江天台山。我们也是认识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作家，我们其实拍的是他的外甥家。片子里那个老爷子多棒啊，老爷子说：“我们从前搬到这儿来，就像现在的人要跑到外面去一样的。”那段祖孙对话，特别动人。

　　和所有人的故乡握手言和

　　北边我们选择了东北盘锦，大规模那种稻田种植，很有农业的那种味道。东我选了天台山。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山，它是禅宗天台宗的主庭，日本人特别爱去。然后浙江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，今天如果浙江的商人都休息了，中国的经济可能就基本完了。但就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大省里头，天台山我们拍的这两家人，其实在用几乎是两千年以前的农耕方式在生活。他们就是靠山吃山，有太阳就晒太阳，没太阳就在屋里猫着，过的几乎是我们古人那种农业的生活。

　　欢迎大家到边城来玩。